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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織就靈活就業群體的保障“新衣”?

標簽:此刻新聞 | 來源:中國婦女報 | 作者:范語晨

● “不完全符合確立勞動關系情形”的提出,是近年來靈活就業群體權益保障的最大政策突破,在我國的勞動法律法規、政策文件里,首次出現這一表述方式,標志著我國勞動制度引入了第三種勞動形態,進入了“勞動三分法”時代

● 新業態的出現以及其較強的“可見性”,客觀上刺激和推動了勞動保障制度創新的進程。隨著新業態保障問題的解決模式不斷成熟、經驗不斷積累,這些模式與經驗會輻射、覆蓋到更廣泛的靈活就業群體中,起到以點帶面的效果

□ 中國婦女報全媒體見習記者 范語晨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李克強總理在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完善靈活就業社會保障政策,開展新就業形態職業傷害保障試點。”中國婦女報全媒體記者梳理發現,這已是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中第四次提到靈活就業。

首都經貿大學新就業形態研究中心主任張成剛告訴記者,相較于傳統零散化、依托個人的零工形式,依托互聯網平臺進行組織的新業態成為更加規模化、正規化的靈活就業形態。“隨著新就業形態在日常生活中不斷滲透,在行業上不斷擴展,我們越來越注意到這種就業形態的存在,以及其保障水平提升的需要。”

這道就業新題癥結何在?哪些解答正在明晰?就此,記者采訪了相關專家學者。

司法認定要把握“人格從屬性”的核心特征

2019年8月24日,圣某在外賣配送過程中發生交通事故。之后圣某申請勞動仲裁,請求確認與平臺管理公司自2019年4月26日至8月24日止存在勞動關系。請求未得到支持后,訴至法院。

去年年底,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發布了“2021年度十大新業態勞動權益保障典型案例”,外賣員圣某的案例居于首位。

案例之所以典型,是因為包含外賣員在內的靈活就業人員,早已不再是我國就業大軍中的零星存在。今年1月底,據人社部媒體通氣會透露,我國靈活就業人數已超2億人。

圣某的勞動關系仲裁請求起初未得到支持,是因為他在注冊平臺之初,被“個體戶化”了。據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公布,圣某通過外賣平臺App注冊時,按軟件提示開啟了人臉識別并錄入“我要成為個體工商戶”語音。這意味著,圣某從注冊成功時起,便在法律層面失去了“勞動者”身份,而成為自擔風險、自負盈虧的個體工商戶。

虎丘法院經審理發現,平臺管理公司利用虛擬軟件平臺,引導圣某在線簽訂有償勞務性質的格式合同并注冊成為個體工商戶,以規避用人單位責任。但圣某從事的外賣配送服務屬平臺管理公司的主營業務,公司向其發放薪資,并制定考勤規則,對其服務進行監管,尤其是對配送時限有算法、路線等引導與制約,對超時配送根據客戶評價予以懲罰,應認定平臺管理公司對圣某進行了日常用工管理。

最終,鑒于圣某與平臺管理公司的關系符合勞動關系的法律特征,法院判決圣某與平臺管理公司之間2019年4月25日至2019年8月24日期間存在勞動關系。

北京市天元(昆明)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朱燕銘向記者解釋道,圣某的勞動關系之“迷”,是近年來司法實踐中經常遇到的案例類型。朱燕銘表示,我國現行就業模式中發生的相關爭議,在司法實踐中集中于兩類法律關系:就業實質性內容體現為用人單位與勞動者之間的“強從屬關系”的,屬于勞動關系調節范疇;就業實質性內容體現為平等主體之間的協商一致,缺乏人身從屬性關系的,屬于民事關系調節范疇。靈活就業作為一種就業形式概念,并不與這兩種法律關系中的某一類唯一對應。

“實際案例中,判斷靈活就業者與用工單位是否存在勞動關系,有兩個基本原則,一是實質重于形式,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單純看雙方協議簽訂的形式、協議內容就來判斷其是哪一類法律關系,而是要從協議的實際履行情況出發。”朱燕銘說,圣某的案件審判就遵循了這個原則,回歸了對勞動環節的實質性審查。由于注冊個體工商戶并非騎手的真實意思表達,且平臺管理公司對騎手的日常工作進行全程的指揮、管理和監督,因此雙方關系存在強從屬性的特征。這也就引出了勞動關系認定的第二個原則,即無論針對哪一種就業形式,都要抓住勞動關系法律特征的核心,即人格從屬性。

在兩條基本原則的基礎上,朱燕銘介紹,目前勞動關系認定的具體細則,仍以2005年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關于確立勞動關系有關事項的通知》為準,若用人單位未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認定雙方存在勞動關系時可參照下列憑證:工資支付憑證或記錄、繳納各項社會保險費的記錄;用人單位向勞動者發放的“工作證”“服務證”等能夠證明身份的證件;勞動者填寫的用人單位招工招聘“登記表”“報名表”等招用記錄;考勤記錄;其他勞動者的證言等。

以傳統勞動關系為單一抓手不可取

圣某需要通過法律途徑確認勞動關系,是因為法定勞動關系是他獲得工傷賠付的前提。由此可見,我國調整勞動關系的二分法律框架“民法—勞動法”,是靈活就業人員社會保障問題的大背景。

由于勞動性質各異,并非所有靈活就業群體都能像圣某一樣,在遇到勞動糾紛時,補上勞動關系認定。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社會法室副主任王天玉對此解釋道,“我們現有的勞動保障制度依托于‘勞動二分法’,勞動法調整的勞動關系成為獲得法律保障的唯一入口。隨著社會勞動形態的多元化,民法和勞動法之間的空白地帶日漸擴大,大量的靈活就業人員無法納入勞動法意義上的勞動關系,也就無法獲得相應保障。”

以保險經紀人這一職業為例,王天玉進一步解釋了上述困境:“按照保險法規定,保險經紀人與保險公司之間是民事委托關系。他們的工作方式很靈活,公司對經紀人的確不構成勞動關系意義上的管理。但在裁判文書網上,我們每年都可以看到保險經紀人在辦理業務的路上發生交通事故、主張勞動關系認定的案子。”

那么,是否應該強制企業簽訂勞動合同,將靈活就業人員悉數納入勞動關系的保護之下呢?可以說,我國相關政策探索經歷了一個從“打補丁”到“織新衣”的過程。

張成剛向記者解釋道,“我們在政策實踐中,曾一度希望把所有非正規的就業逐步納入正規就業當中。但隨著產業結構的變化,特別是互聯網技術下新就業形態的出現,勞動形式越來越靈活多元,將其納入傳統的、以單位制為基礎的保障框架下,無疑是削足適履。”

張成剛認為,現行的勞動保護與社會保險安排以勞動關系為抓手,這就意味著,若建立法律意義上的勞動關系,企業需承擔勞動者雇傭保護的成本以及社會保險的成本。“對于平臺經濟中非全職的、僅通過平臺接單自由接單、隨時可以退出平臺的這部分勞動者,企業要承擔上述全部成本,邏輯上很難說得通。”張成剛同時指出,“我們在調研中發現,靈活就業從業者的異質性很強,社會保險的參保需求難以一概而論。特別是僅為渡過短期失業難關而從事靈活就業的勞動者,會認為到手收入的多寡更重要,切分薪酬的一部分用以繳納社保,對他們來說并不是最合理的選擇。”

此外,基于單位制勞動而設置的社會保險類別,在極度靈活的就業形式下,其范疇往往難以生效與落實。“例如失業保險,對于可以隨時退出平臺,或進入新的平臺接單的勞動者,其失業邊界首先就很難劃定。另外,我們針對女職工有專門的‘三期’保護,而現實情況是,女性從業比例高的家政行業,女性在孕產期往往會選擇中斷就業,產后再另尋職業。”王天玉說。

在兜底保障基礎上不斷創新制度設計

以勞動關系為獲得社會保障的唯一抓手已不符合現實狀況。因此,織就適合靈活就業群體的保障“新衣”,突破口便是勞動關系的分類情形。

去年7月7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了加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的若干政策措施,其首要措施便是“適應新就業形態,推動建立多種形式、有利于保障勞動者權益的勞動關系。”同年7月16日,人社部等八部門共同印發《關于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人社部發〔2021〕56號)。

該文件將新就業形態分為三種類型,其中第二類為:不完全符合確立勞動關系情形但企業對勞動者進行勞動管理 (以下簡稱不完全符合確立勞動關系情形)的,指導企業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協議,合理確定企業與勞動者的權利義務。

對此,受訪專家一致認為,56號文“不完全符合確立勞動關系情形”的提出,是近年來靈活就業群體權益保障的最大政策突破。王天玉指出,“在我們國家所有的勞動法律法規、政策文件與學術文獻里,首次出現這一表述方式,這標志著我國勞動制度引入了第三種勞動形態,進入了‘勞動三分法’時代。”

據了解,56號文也為各地的制度探索打開了空間。在56號文的指導下,從2021年9月起至今年年初,全國已有近30個省份配合出臺了相應文件。多數省份都回應、細化了“不完全符合確立勞動關系情形”的邊界。

朱燕銘介紹,例如,在保障勞動報酬權益方面,河南省就將不完全符合確立勞動關系情形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納入最低工資制度保障范圍;寧波市則規定,平臺企業可按照《浙江省數字經濟促進條例》和《浙江省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實施辦法》規定為勞動者單險種參加工傷保險。

“這些都是在新就業形態下,能夠切實保護就業者權益的措施。特別是寧波市放開工傷保險的單險種購買,解決了勞動者和用工單位在勞動者就業中受傷時最關鍵的一筆兜底保障。這也意味著,靈活就業人員以及用工單位參保未必要拘泥于傳統形式與路徑,核心是保障水平的實質提升,讓靈活就業人員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傷有所賠。”朱燕銘表示。

系上兜底保障“安全帶”的同時,逐步探索社保制度設計,是現階段的共識。

張成剛認為,針對靈活就業勞動者社會保險參保問題,要先保障基本,解決短期急迫的問題,同時探索建立長期的制度框架。張成剛還強調,社會保險的制度設計應緊緊圍繞目的不斷創新:“例如工傷保險目前的認定程序是較為復雜和煩瑣的,未來應通過創新技術手段,簡化認定程序、縮短認定周期,讓勞動者遇到職業傷害時能盡快拿到賠付。總之,上保險不是終點,為參保而參保也不可取,目的還是讓勞動者能夠真正享受到保障。”

受訪專家紛紛表示,在新業態從業者保障問題占領話題熱度的同時,傳統零工的權益洼地也不可忽視。王天玉指出,新業態的靈活就業者與我們日常生活的關聯性強,其權益保障問題更易引發社會共情與討論,且互聯網平臺承擔著一個穩定組織者的角色,勞動保障的責任主體相對容易確認。而相比之下,傳統零工務工者的權益問題更為復雜困難,不容忽視。

在就業新問題與老問題交織,共性與特殊性并存的當下,王天玉認為,以點帶面的探索進程值得期待。

“新業態的出現以及其較強的‘可見性’,客觀上刺激和推動了勞動保障制度創新的進程。隨著新業態保障問題的解決模式不斷成熟、經驗不斷積累,這些模式與經驗會輻射、覆蓋到更廣泛的靈活就業群體中,起到以點帶面的效果。”王天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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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編輯:崔春婷 ????2022-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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